伏羲的传说（第3页）

《庄子》一书之中，伏羲名号有三种写法，或记为“伏羲”、或记为“伏犠”、“伏戏”，前后不统一；身份混乱，或人或神；在古帝王中序列不定，或在禹、舜、黄帝之后，或在其前，地位渐次升高。这说明在庄子时期，伏羲尚在传说时期、创造过程中，是一个不确定的、尚未定型的人物。

《庄子》之后的典籍，如《管子》、《荀子》、《商君书》诸书所记伏羲，或为由《庄子》移入，或为秦汉所掺。《易-系辞》托名孔子所作，其实大部分为秦汉间人所撰。《系辞下》记载伏羲功业最著：“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段话影响甚大，但叙述伏羲功业如此全面系统，当出于秦汉年间，不会早于《庄子》。

《史记》从黄帝记起，不为伏羲作传，所记伏羲有两处，均系引前人所言。《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封禅书》中借管仲言：“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司马迁治史严谨，由于当时对伏羲传说语多谶误，难以辨识，虽不否认，但记之存疑。

东汉班固《汉书》突破《史记》的界限，将上古帝王从黄帝推至伏羲，至此，伏羲开始登上官定正史。《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详见下析）《汉书-古今人表》中首叙伏羲，次列炎、黄，以伏羲为历史源头，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因而他是百王之先，而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白虎通义》言：“三皇者何谓也，伏羲、女娲、神农是也。”把伏羲推到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

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是一部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三皇首列伏羲，言伏羲功业：“继天而王”、“作八卦”、“造书契”、“作瑟三十六弦”、“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供庖厨”等。我们注意到，皇甫谧说：“女娲氏……承庖牺制度。……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混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他一方面把伏羲当作一个古帝，另一方面将《庄子》中提到的一些名称统统纳入伏羲名下，“皆袭庖牺之号”，其实是把伏羲当成一个时代，这样，伏羲的赫赫功业，就未必是一人所创。（注：由于象形文字出现在铜石并用时代，造字者乃黄帝轩辕氏的助手仓颉，故伏羲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造书契”的说法立据不足。）

其后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均以伏羲为中华文化的肇始者，所谓“伏羲以降，因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至唐开元年间，司马贞为《史记》补写《三皇本纪》，综述、补充前世有关伏羲的文献材料，成一篇较为完备的史传。至此，伏羲在历史古代典籍中历史化的过程全部完成。

统上所述，在传世文献典籍中，关于伏羲的记载是在战国中晚期以后从《庄子》开始出现并逐渐载入正史的。春秋以前典籍未见伏羲。战国以至秦汉，时代越往后，关于伏羲的记载越详细，伏羲功业越卓勋，在古帝王世系中的地位越高。这说明，在传世的古代典籍中，伏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神到帝，对伏羲的记载从凌乱到系统的衍化过程。

二、原始神话中作为创世神的伏羲

追溯伏羲传说的源头，有两条路径，除了上述从古代传世文献中找寻其踪影外，还有一条路径，即神话学、民俗学的方法。

近人对于伏羲最权威的考论是前辈学者闻一多所著《伏羲考》，闻一多此文前半部分从传世文献中搜集了大量龙蛇记载，加上当时已发现的汉代画像砖石，证明伏羲为龙图腾；后半部采集了近50则西南少数民族关于伏羲女娲在洪水过后兄妹婚配再造人类的故事和民俗资料，并加以语音训诂，证明伏羲是南方苗蛮各族的祖先神。此文在以后半个多世纪中被广泛征引，已为不易之论。但近来亦有疑议者，林声认为伏羲的传说不是由古苗蛮民族的遗裔传入的，南方少数民族中洪水后兄妹相婚的传说起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所记载的盘古；伏羲与女娲也本不相干，两者合谱归宗成为“一家人”是在唐开元之后。常金仓认为闻一多是从抗战时“中华各族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的政治目的出发立论，以政治代学术，以西方图腾说和人类学理论附会民间传说，伏羲女娲创世立据不足。二人均对伏羲是南方民族的创世神和祖先神的身份提出疑问。

《论衡-谈天》：“说易者曰：‘元气未分，浑沌为一。”《说文》中释“一”时说：“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列子-天瑞》：“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以未见气时为太易，气初为太初，形之始为太始，质之始为太素，气形质浑然一体而未分离的状态称之为混沌。这个混沌之物即元气，元气未分的状态即太极。

《太一生水》之所谓的“太一”，《老子》之所谓的“道”，《周易》所谓的“太极”，均为宇宙初始时混沌无形的元气。《淮南子-天文》：“宇宙生元气。”《淮南子-诠言》：“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万物，谓之太一。”汉高诱注：“太一，元神总万物者。”这个总万物的“元神”，应该就是伏羲。

考索于文字训诂可知，伏羲即为“元气”，其字本义是“司气”。《说文解字》释“伏”为：“伏，司也，从人从犬。臣铉等曰：司今作伺。”段注：“司者，臣事于外者也。司今之伺字。凡有所司者必专守之，伏伺即服事也，引申之为俯伏。”“羲”，《说文解字》释为：“羲，气也。从兮，义声”。“羲”的义项可从“兮”字求索，《说文解字》释：“兮，语所稽也。从八，象气越亏也。”又释“亏”为：“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兮”字的本义是气息缓慢延长、越来越弱（故常作为语气词，用于语末表达语气）。因而“羲”的字义本源就是“气”，“羲”字读音也像吹气之声，所以段玉裁从音训上注“羲”为“谓气之吹嘘也。”至于伏羲又写为“伏戏”、“伏犠”等，皆为“羲”字的演化。

“太一”、“太极”形为“混沌”，宇宙起源于混沌。同样，伏羲也源于“混沌”，其原型也是太始之初的混沌之气。

在上文所述《楚帛书甲篇》所记载的创世神话中，伏羲即是生于混沌之中。而且《淮南子-精神》所描述的宇宙创生过程与《楚帛书甲篇》颇为相似：“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鸿蒙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世界开始于一团混沌之气，后阴阳剖分，化生万物。对照《楚帛书甲篇》，这里的“二神”当指伏羲、女娲。伏羲、女娲为阴阳二神。从哲学角度上说，是阴阳两仪；从神话角度上说，是伏羲、女娲二神。在汉墓壁画、画像砖石中，伏羲手捧太阳或日规，代表阳；女娲手捧月亮或月矩，代表阴。伏羲、女娲结婚生育四子，才育有万物，这是阴阳化育万物的开始。

在原始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创世之前的这个混沌体被形象地表述为葫芦。从混沌到世界的创生过程，被形象化地叙述为葫芦从中央剖开。亦即所谓天地剖判，阴阳分离。《诗经-緜》便有“緜緜瓜瓞，民之初生”的记载，这是古文献所见把人之由来，追溯到葫芦瓜的最早一例。而后在民间神话中，葫芦剖判的母题衍生出大量洪水方舟型的故事，葫芦作为容器成为人类再生的象征，并进而将葫芦人格化为是盘古、伏羲。

盘古神话最早的文字记载是三国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此书已佚，《太平御览》卷二引有其中一则文字：“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传说盘古开天辟地，是一位创世大神。而对于盘古与伏羲的关系，前辈学者多有定论：盘古就是伏羲，二者皆由葫芦（混沌）而出。1941年常任侠在《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一文中说：“伏羲一名，古无定书，或作伏戏、庖牺、宓羲、虑牺，同声俱可相假。伏羲与盘瓠为双声。伏羲、庖牺、盘古、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他并结合《述异记》有“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之说而论断：盘古氏夫妻当即是兄妹自相婚配而繁衍人类之伏羲氏夫妻。伏羲女娲在汉画像石中是人首蛇身交尾，与盘古龙首蛇身雷同，进一步证明盘古即伏羲氏。闻―多在《伏羲考》第五部分“伏羲与葫芦”中，以大量古籍和民俗材料论证指出，盘瓠、伏羲乃一声之转，“明系出于同源”，伏羲与盘古都是葫芦所生，或者说伏羲、盘古均为葫芦的拟人化。伏羲由此而成为人类的始祖。

从音训上说，“混沌”与“葫芦”是对音关系，“混沌”犹言“糊涂”，“糊涂”在俗言俚语中转为“葫芦”。《红楼梦》第四回回目《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其意即为“糊涂僧”判断“糊涂案”。而闻一多考论“葫芦”即是“盘古（瓠）”，“盘瓠”、“伏羲”同声之转，故“盘古”又是“伏羲”。这样，“混沌——葫芦——盘瓠——盘古——伏羲”转化演变的路径则十分清楚。

由上可知，伏羲的原型本是宇宙本原和起始的意象和观念。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对历史思考和探究越来越深入，这种思考和探究具体说就是对文明事实的一种根源性的说明。对世界起源的探究开始只是一种构想，它首先以神话的形式存在。神话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必经的初期阶段，它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消失在哲学和历史之中。先是追询宇宙是如何起源的，接着想象一个创世之神，再把这个创世之神想象为自己的祖先。伏羲形象的产生即是这样一个将神话传说哲学化、观念化，又将这一传说和观念历史化的过程。

四、太昊伏羲并称

——及其在古史帝王系统中地位的确立

我既已说伏羲是上古创世神，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那么他又是如何进入历史，被列入上古帝王世系，并被推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呢？这就要从伏羲与太昊的并称和太昊的身份论起。

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太昊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荀子当生于战国之末，他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两名共见一书，自非一人。

太昊，古籍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东夷是上古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并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对此，学界已无疑义。东夷部族世居之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皞之虚也。”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淮阳今存太昊墓。周代以后，其后裔属地渐次东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各支才逐渐被鲁、齐、越等国吞并，融入华夏。《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也就是说，这时东夷各支已不再以独立的实体存在，成了华夏族的“编户”，与华夏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华、夷的交融和合，东夷的祖先和首领太昊、少昊等也纳入到华夏的古帝序列中。

在可靠的史籍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的，乃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刘歆与其父刘向俱为西汉学者，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世经》存录于《汉书-律历志下》。在《世经》中，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

上古帝王世系的建立，始于战国。战国时阴阳家邹衍按照五行说以五帝配五方，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此之谓“五德终始说”。《史记-历书》：“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自此以后，人们都以这种学说作为王朝建立的合法依据。按照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都如此推演王朝更替：黄帝得土德，夏禹得木德，商汤得金德，周文王得火德，秦得水德。但是这个推演顺序到了汉代出现了问题：一是从邹衍所构建的古史帝王世系看，所叙述的只有黄帝、夏禹、商汤和周朝四代。而其后直到西汉，人们的古史观念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认为在黄帝之上还有伏羲氏、神农氏和炎帝等古圣帝王，三代以前“三皇”、“五帝”依次代立，《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只叙述黄帝以来的四代，未能全部涵盖，因而需向上推演，重新排序。二是邹衍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相克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排列帝王世系的，五行相克相胜，则在政权更替上倾向于革命。而刘歆所处的西汉末年，刘汉皇室政权危机，外戚王莽势力强大，因而有“异姓受命”和同姓“更受命”的争议，禅让说一时兴盛。刘歆与王莽关系至密，任王莽“国师”，是禅让说的主要支持者。为了给王莽代汉提供合法依据，刘歆提出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从《世经》可知，刘歆排列的帝王世系如下：太昊伏羲氏为木德，炎帝神农氏为火德，黄帝轩辕氏为土德，少昊金天氏为金德，颛顼高阳氏为水德；帝喾高辛氏为木德，帝尧陶唐氏为火德，帝舜有虞氏为土德，伯禹夏后氏为金德，成汤为水德；周武王为木德，汉朝为火德。刘歆在排定这个世系次序时，是先否定汉兴之初依五行相胜说所定汉为土德的说法，确定汉为火德，那么代之者应为土德，王莽自称为虞舜苗裔，帝舜土德，故王莽宜为土德，这样王莽代汉而立成为必然。